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,外貌和经济成就在韩国能引起更多消费者的共鸣。
对外在的关注,使得炫富在韩国是一种比在其他国家更容易被接受的行为。
麦肯锡的一项调查发现,只有22%的韩国受访者认为炫耀奢侈品有失品味,而日本和中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45%和38%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此外,只有5%的韩国人表示他们对自己在高端产品上的花费感到内疚,而在其他发达国家,这一比例为10-15%。
同时,年轻化也是韩国奢侈品消费客群的一个特点。韩联社报道指出,韩国目前的奢侈品市场由“MZ一代”(1980年代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人)主导:
以新世界百货为例,2020年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购买奢侈品的比例分别达到50.7%、10.9%和39.8%。在乐天百货,20岁和30岁顾客的奢侈品销售比例从2018年的38.1%上升到2020年46%。
奢侈品不再是中年富豪的专属财产。
首尔国立大学心理学教授Kwak Geum-joo则使用了“帕诺普利效应(Panoplie effect)”解释这种现象:炫耀型:在“不能与不三不四的人相提并论”的先民意识的基础上,再加上韩国人特有的体面意识序列意识的情况。
仇视型:在“我也不行吗”的羡慕意识和“凭什么我没有”的韩国平等意识相结合的情况。
幻想型:将对“与现在不同的我”、“相似的我”的变身欲望投射到奢侈品上的情况。
同调型:“别人做,所以不能落后或被排挤”的不安意识的产物,是“跟着朋友去江南(整容)”的韩国特有的集团文化煽动的情况。
年轻一代购买名人穿过的衣服或鞋子时,会感到很开心,觉得自己成了名人,似乎很有成就感,自尊心也增强了。
(帕诺普利效应一词来源于法国符号学家让·鲍德里亚(Jean Baudrillard),指人们通过模仿向往群体的消费方式而产生归属感的倾向——通过模仿富人的消费习惯,使自己获得“富人一员”的归属感与成就感。)
韩国咨询公司Daishin Securities Co.指出,疫情前有将近9万亿韩元的奢侈品消费在海外进行。2020年第二季度,该数字下降至3万亿韩元,余下部分便回流到韩国本土。 割裂的社会与阶层实际上,韩国的奢侈品消费者群体中,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非“富人”。 根据韩国兼职网站Alba Cheonguk 2020年的一项调查,有83.3%的20多岁的人通过从兼职或全职工作中节省工资来购买奢侈品,33.6%的青少年表示他们会将韩国感恩节津贴花在奢侈品上。 金兰都在其著作中指出,韩国的“名牌”营销业界将奢侈品顾客分为传统富豪(Old Money)、新兴富豪(New Money)和假富豪(Fake Money):许多韩国人过去常常将可支配收入花在出国旅行上,但由于新冠疫情,这不再是一种选择。所以现在韩国人,包括年轻人,都将可支配收入花在了昂贵的奢侈品上。
新冠疫情限制了我们的日常活动;我们不能那么多去餐馆,不能旅行,所以人们需要用一些快乐的来源来弥补。由于他们不能在其他方面花太多钱,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任何物品的奢侈品。认为“它比出国旅行花费更少”也证明了支出是合理的。
Old Money是通过世代相传长期积累财富的人,New Money是指富二代或“暴发户”,他们对品牌的知识和理解相对较高,是奢侈品营销的主要顾客。
Fake Money则根本不是富豪,而是以模仿新New Money消费的20、30多岁人群为中心,购买平时看好的一种商品的“名牌主义者”。
他强调,比起把韩国的奢侈品消费文化看作是人类的本性,更应该看作是消费社会的物质文化培养出来的产物:其中,仇视型是自卑感较强的中产层,幻想型是陷入自恋,梦想华丽变身的年轻人,其中特别是娱乐业从事者,同调型是在自我不发达的状态下,对流行敏感的青少年身上发现的较多。
这些消费超出自身收入水平的奢侈品的人群,折射出韩国日渐分裂的贫富差距,而这也是韩国当下越来越无法忽视的问题。社会财富越偏重,拥有阶层的炫耀欲望和不具备阶层的追随欲望就越大。从这一点看,过度消费是仅靠个人或阶层的道德性无法解决的国家问题。
现在,第4代财阀继承父辈巨额股份,成为世袭统治阶级的时代即将到来。另一方面,贫困人口正在通过贫困的传承转变为非正规工人和个体经营者。
今天,20多岁的人认为,他们的命运取决于父母的经济实力,而不是自己的能力。他们对社会被分成所谓的“金勺子”和“土勺子”感到愤怒。
一个通过快速增长取得了显著物质成就的国家,却面临着严重的精神不幸,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“韩国悖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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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的精神不幸
关键词: 统治阶级